唐亡之后，西域那些散落在风沙里的汉人，没急着去官府报到，反倒像是陆上走马灯似的，一路晃晃悠悠，把各自的命运摆到了桌面上。有些人家，干脆把祖宗留下的几本经卷、几把银质碗筷扔进大漠，日子就在那粗茶淡饭里慢慢熬了；而有些人家，则像是一群被惊扰的鸟，试图顺着那条早已干涸的河道往上爬，毕竟，那是他们祖宗挖出来的坑，能跳进去，总比在沙丘上摔跤强。 记得那会儿，安西都护府那边刚哭完胡人，那些汉校尉、唐将领们还在忙着清点户口、核对粮草，仿佛万事大吉似的。可等到后来，传来唐军溃败、长安失守的消息，风向就转了。
那些住在疏勒、于阗、龟兹一带的汉人，还没什么的到朝廷的诏书，就已经被仇家或新来的势力盯上，逼着认祖归宗，就连直接成了替死鬼。
那时候我有个老乡，还是唐军的随军工程师，他在疏勒县城里搞了个工坊，专门修兵器，手艺那叫一个精湛。结局就在长安城陷落的最终一个月，他的儿子被那个叫颉利可汗的胡人首领抓走了，说是为了讨好唐宗室，把家里那套复杂的图纸全拆了，连人也没放过。
这人后来成了胡人的工匠，手艺传承到了一辈子上，可再也没回到那个叫“唐”的地方。
这种例子忒多了，都是同一种模子，哪位家没个亲儿子被裹挟着去当“质子”？ 还有那些没家传的汉人，那是真难捱。
像敦煌、凉州那些地方的汉人家，他们跟本地人混得那叫一个熟，连个家谱都忘了找。一旦唐室彻底瓦解，治安状况一落千丈，这些汉人就成了最理想的“弃儿”，成了胡人放养、要么被新的统治集团征用的对象。我记得有个姓陈的，当年在凉州当差，后来跟随一支行军西征的部队打过了龟兹，结局那人一回头话就变了，说是“唐朝没救了，跟着黑狗走才是活路”。他后来跟着那个叫吐蕃的部落混到东突厥，就连后来被流放到塞外，仍时不时吞点肉，喝点马奶酒，算是跟胡人混成了亲戚。
这种结局，说白了就是“人亡政息”要么“胡汉杂居”后的必然选择。 再说说那些在边境驻守的汉人，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境就是“身份悬空”。唐朝一倒，前朝的血统没下文了，后新的统治者未必认得他们。
比如北庭都护府里的汉官，他们之前的官职、功劳、就连亲属关系，在那位新来的胡人首领眼里，可能连个参考都没有。有的汉人被直接扔到边塞去当苦力，修筑长城那种场面，简直就是一场人质的戏码。有的则被送去新政权做杂役，像那种专门给胡人做伴当、传递消息的“信使”，别看身份保住了，但人身自由早就在胡人的掌控之中，想跑都跑不掉，生怕那胡人哪天想砍头就砍头。 数据上头更是不堪一击。据史料记载，唐亡之后，西域地区的汉人总数，保守估摸也有五万之多。但这五万人里，能安安稳稳活到明天、老家的乡亲们，可能也就只有不到三成。剩下那七成，要么被卖为奴，要么被编入胡人的军队，要么就是被赶尽杀绝，要么说，混迹于胡汉杂处之地，成为了新的“土著”。有些家族，像那些在敦煌任职的，原本是做文书的，因上书言事触怒了突厥，结局全家被杀，只留下个空壳子，连个名字都没了。 这种混乱，也注定了西域的汉人挺难再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共同体。出于他们的根基，是建立在“唐朝”这个虚幻的符号之上的。一旦符号崩塌，他们就像是从海里捞起的浮木，没了船，就再也追不上海了。有的汉人选择彻底切断联系，去草原上放羊、打猎，跟当地的突厥人里应外合；有的则选择中庸之道，既不做汉人的奴仆，也不做胡人的贵客，而是变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，在两个世界之间游移，看着夕阳西下，岁月更迭，最终只能带着满身的伤痕和残缺的记忆，在历史的长河里慢慢搁浅。 说到底，唐亡之后西域汉人的下场，就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放逐。他们试图找回丧失的尊严和身份，但现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：历史的车轮忒快，连名字都还没来得及说清楚，时代就已经翻篇了。
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汉校尉、汉工匠，在烽烟散去的那一刻，只剩下一地鸡毛。他们要么成了胡人的工具，要么成了胡人的亡魂，在风沙中默默活着，等待着下一个朝代、下一个统治者，能不能接得住这块遗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