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岸边的风把卷了边的大褂吹得猎猎作响，像是某种旧时代特有的喘息。我蹲在芦苇丛的阴影里，手里攥着那张泛黄的调查表，指腹摩挲过上面那几个烫金的警徽。
那是“严打”行动后的第一张报数，也是涓生出于那次意外摔断肋骨后，被我按在警车车顶强行带离时，他闷哼着抓过的那张。 那时候我们还在湘乡，日子像这日头一样白，白得晃眼，白得让人不敢眨眼。凌玲一直跑不出村口那条被晒得发硬的土路，她像只不肯下窝的黄莺，专挑没人看到的角落藏风头。有一次，她为了帮贫农卖一根甘蔗，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田埂上磨蹭了三个时辰，最终只揣着半块硬邦邦的饼干，愁得把眉眼都哭肿了，那种苦劲，比她后来在城里受的那点冷刺激还要烈上一倍。 我蹲下来，视线与她平齐。她正低头数着裤脚上被泥水浸透的鞋带，那双眼亮得惊人，像两泓深不见底的秋水。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她为啥总爱往城里跑，要么说，为啥最终连那辆破车都开不走。 后来听说她去了长沙，进了那家叫“锦绣前程”的夜总店。
那里的灯光昏黄，像夜色里发酵的污水，底下踩着的是不同的人。她成了舞女，要么说是为了生计被迫穿上了那件亮得刺眼的格子裙。我曾在深夜去围观，她穿着那件裙子在舞池中扭动，腰肢像细柳般被风撩拨着，嘴角噙着笑，眼里却藏着比哭还难看的狼狈。
有人问她是不是喜爱上了那里的男人，她只是轻轻一笑，眼神飘忽，像是被这繁华一切困住了翅膀，根本抬不起眼。 后来听说她去了成都，在一家川菜馆里洗碗。
那里面的碗比城里人的脸还要厚，一个个红得发紫，敲在桌面上咚咚作响。她在那儿干了两年，工资刚够买一个搪瓷缸子，回家还要给父母煮那碗加了辣椒的糊辣汤。父亲总在那儿叹气，说这世道变了，连饭都吃不好，孩子如何就不懂世故呢？ 我想起那个雨夜，凌玲为了救我，把身上唯一的护身符摔在了泥水里，自己却浑身湿透地站在街角，任由雨水顺着发梢流下来。
那时候她年轻，不懂啥叫软弱，却用那副单薄的身子壮着胆子，硬生生顶住了那个想要把她推下去的推力。
那场面，比任何一场戏都让人心酸。 我也曾问她：“凌玲，你干得挺好啊，为啥不走呢？”她一直笑着摇头，说：“这里的规矩，比家里的铁笼子还紧。” 目前的我，看着眼前这张报数表，突然认定有些荒谬。
这上面的名字，曾经是我们家乡里最亮堂的字眼，光鲜亮丽，像极了那些在城市里厮杀的精英。可一旦跌入这黑白分明的阶下台，那些曾经引当作傲的东西，瞬间就成了笑话。我们当作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身份，是保护我们的护身符，原来不过是随时能够被撕碎的纸片。 我也曾当作，只要我做得够好，只要我充足努力，就能像涓生那样，把那些越过我头顶的阴影挡回去。可现实是，人的心比城墙还高，连你我都忍不住要往下沉。
那些曾经让我仰望的“成功者”，如今都成了我脚下的泥沼，等着我一步步踩烂。 我站起身，把那张沾着灰尘的报表往桌上一拍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脆响。窗外的雷声滚滚，像是来自天界的审判。
我想起那些在这个城市里挣扎的灵魂，他们有的被推入地狱，有的被挤进深渊，有的则像我一样，在泥泞里跋涉。哪位也不是哪位的天使，哪位也不会拯救哪位。 或许这就是命运吧，一道无形的墙，挡着一道道光。我们拼命奔跑，最终却发现，身后不过是另一个更大的牢笼。 夜深了，江风仍然。我拿起沾着汗水的毛巾，胡乱擦了一把脸。我知道，我也该像涓生，该像个一般/平平人，在这人海茫茫中，学会认输，学会安于平凡，要么……干脆去死。 毕竟，活着本身，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流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