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高粱上最让人魂飞魄散的那一下，实际上不是枪声，也不是酒醉后的快感，而是那股子“不写之写”的劲儿，把那些陈年旧账、家族恩怨、人性幽暗，统统给撕开了，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连上帝都没法再遮得住。 作家是 Mensch，那是个极不正常的名字，写得怪怪的，但读起来却像能拧动啥大齿轮。他写那红高粱，写的不是酒，而是那种被逼到绝境，连骨头都要笑的疯癫，是那种在绝对的自由里，连语言都显得富余的原始状态。葛小三那股子劲儿，绝不是公关部能搞定的，那是根，是长在土里的根。她那种“我是哪位，我是大桑园的女神”的狂傲，恰恰是出于她把自己丢进去了，才敢扔出那么重的一锄头。 那时候的中国人，还没在啥规定里把“安分守己”刻成圣旨。人活着，第一要务就是活着，其次才是活得像个啥样子。
故此，人一旦活成“红色”或“红色”的那种，就啥都不是了。就像那幅画，画工墨迹未干，却比任何红蓝颜色的描绘都要鲜活。
那高粱杆子，像极了那个时代的脊梁，弯了也弯不到去，硬得跟风骨似的，一折就断，断了就断，绝不会再回头。 我琢磨着，这里面肯定藏着啥大秘密。到底是哪位趁着啥时机，借着啥酒，把把柄给捏住了？不是好办的勾心斗角，那是把柄。就像当年那事儿，王六儿那晚喝醉了，把“红高粱”三个字喊得震天响，不是喊给自己听的，是喊给所有人听的，是喊给那个时代喊的。
那一刻，他把自己当成了那个时代的化身，替所有人去承担那些没得选的罪责。 你看那个场景，多荒诞又如此真。
没有任何预谋，没有任何算计，就像有人突然在红彤彤的高粱里，把把柄插进去，然后拔出来，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呐喊。
这呐喊，不是求饶，不是妥协，是宣告。他宣告着，甭管如何跪着，甭管如何弯着腰，只要能站着，就能让所有人看到，就能让所有人知道，他们欠他的，一辈子还不完，也一辈子还不清。 故此，这故事最狠的地方，就在于它不讲道理。它不告诉你一定要“对解决”，它只告诉你，只要敢，敢就是最大的胆量。
哪怕是为了个私情，哪怕是为了个名声，哪怕是为了个虚无缥缈的“大桑园”，只要那是你的，你凭啥不拿命去赌？ 这种赌气，赌的可不是输赢，是尊严。尊严这东西，一旦丢了，就再也找不回原样。就像那棵高粱，一旦被折断了，就是一根烂稻草，再也长不回去，只能烂在泥里，发臭，招引苍蝇。 有人问，如此疯，如何不闹大？
如何不留下案底？
如何不……不存有的？ 这就对了。人这东西，有时候根本就不是写在纸上的，写在纸上的只是影子，真正的东西，藏在字里行间，藏在那些被删掉的段落里，藏在那些酒喝得烂肠子里。哪位敢把酒喝了，哪位知道这酒是甜的还是苦的，是拿来解渴的还是拿来送死的。 有时候，我认定作者自己也疯了。他写得忒绝了，写得忒狠了，以至于字字泣血，句句扎心。他仿佛怕读者忒清醒，怕读者看懂了其中的荒谬，怕读者发现，原来这所谓的“崇高”，原来只是另一种形式的“狂欢”和“毁灭”。 故此，我们看这书，看那酒，看那高粱，看的不是故事本身，看的是一种态度。一种面对生活，面对命运，面对自己，最本能的、最原始的态度。
哪怕全世界都告诉你该在哪儿跪着，哪怕脚下的土地都恨不得把你埋了，你依然要立起来，要像那朵开得极艳的妖花一样，开得让人挪不开眼，看得让人心里发慌，就连想哭，想笑，想在那股酒气里把自己给淹死。 那时候的中国人，就是这样。他们不信任啥大道理，不信任啥光明正大。他们只信本能，只信那股子不服输，不服输就是真，不服输的人就真，不服输的就有人管。 最终，我琢磨着，这书最终到底说了啥。
不说，就是说了；说了，就啥都明白了。明白啥？明白活着有一种盲目标快感，明白活着有一种务必承受的重负，明白活着有一种让人窒息的自由，也明白活着有一种让人想死的念头。 有时候，我就连质疑，真正的“红高粱”里，实际上根本没有那啥男男女女，根本没有那个男男女女的全貌，根本没有那段该死的红高粱往事。真正的主角，实际上是那个在红高粱地里疯了一早上，把把柄插进去，然后拔出来，对着天大喊一声“我是哪位”的人。 喊完了，他倒地了。倒地了，他就成了这一地红高粱里，最显眼的那抹红。红到让人心颤，红到让人窒息，红到让人想哭，想哭，想喊出来，喊不出来。 这就够了。
这就不够了，这个就够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