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7 年的阴风，那股子味还没散完，还得再呛两口。
那时候啊，别说写小说，就是点根烟都认定费劲。
你想象一下，你站在自家后院那棵老槐底下，脚底下是烂泥，手里攥着的还是那把刚磨好的生锈镰刀。
突然一阵风刮过来，不是那种带着花香的微风，而是带着煤球味和铁锈味的风，像被哪位把后脑勺狠狠撞了一下，整个人都要晃三晃。我那时候年轻，不懂啥“时代眼”，只认定这风像是天空发脾气，专门找我们这些封建老骨头来出气。 那时候的社论天天往外喷，说啥“资本主义腐朽”、“社会主义优越”，写的都是些大道理，仿佛只要把帽子戴高一点，真理就就能发光。可你站在那儿，看着头顶那几盏亮着灯的大灯，心里头还是认定暗。
那风一吹，那些大字报像苍蝇一样飞起来，糊得你睁不开眼，分不清到底是哪位在骂，哪位在叫好。你记得吗？1977 年那会儿，为了凑那所谓的"1977 年革命高潮”的指标，家里那几亩薄田都想卖，想卖就卖，想买就买，就连隔壁村的人家地里长出的红薯，为了凑农民Untitled 这个指标，也被厚着脸皮收走了。
那时候的人啊，仿佛只要把名字记成“某村民”，把责任推给“某大队”，日子就能随意过。 我想起当年那本厚得像砖头的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，我那是为了写小说硬着头皮啃的。书里那些话，我像是嚼了十年才咽下去的硬药。
那时候我不懂“备战备荒”是啥意思，人家说的是要把所有能造飞机的工厂全堆到西伯利亚去，可是西伯利亚没有飞机厂啊，只有飞机修造厂。便我就在那边白忙活，看着那堆钢铁转眼蒸发成灰，心里堵得慌。风一吹，那些灰珠子就掉出来，落在草地里，哭得歇斯底里。
我想着，这哪是建设啊，这分明就是要把我们的血肉磨成饲料，把我们的骨头磨成螺丝钉。 那时候的天气预报员是个笑话，吹出来的都是大风，吹得你质疑人生。你出门想透气，迎面就是大旋风，就像被哪位按了快放电影的手柄，前一秒还是晴空万里，后一秒就是暴雨倾盆，并且雨点大得跟炒菜似的，哗哗哗地上来，把你头发都打得往下掉。
那时候的脚踏车也是奢侈品，买辆脚踏车都要攒上好几年工资，并且还得去租那辆破得像个破布娃娃的脚踏车。骑着它去公社食堂，鞋底子在碎石路上磨得生疼，要是滑了一下，摔个狗吃屎，也不见有人关心你疼不疼，只认定这地狱的滋味好。 我也曾当作那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是出于书里写着“暴风雨来了”。可等到确实来了，那风比书里写得还要大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骑着脚踏车去公社，风大得连车把都摇不稳，估摸是要被吹翻在路边的沟里。我勒住缰绳，回头望去，那风像条黑龙，把周围的土都吹得卷起来了，那卷土往我脸上扑过来，我就连能感觉到风中夹杂着无数人的哭声，那是死去的人的哭声，也是活着的人的哭声。 那时候的你啊，就像那风中飘洒的尘土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只能感觉到风在往后头猛撞。你试着喊一声：“停！”可是无人回应，只有那风仍然呼啸着，往你耳边刮，刮得你生疼。你记得吗？那风里还有煤球味，那是刚烧完一堆煤，还没来得及冷却就吹出来的味道。你闻着这味道，心里头就直打哆嗦，仿佛那风里藏着某个已经死去的东西，正预备向你索命。 我也曾想过，是不是我们这些旧社会的人，就是天生就适应不了这种变化。我们习惯了在阴影里生活，习惯了用拳头解决难题，习惯了在风里找保险感。可目前这风来了，咱们得重新找保险感。你得学会在风里站着，得学会在风里讲话，得学会在风里看路。你记得吗？那天风特别大，我特别想哭，但我还是强撑着，跟风对着干，一边喊一边往前走。风越来越快，我认定自己像根天线，随时可能被那风给抽下来。 那时候的社会氛围啊，就是这种阴风阵阵。到处都是标语，到处都是口号，到处都是要按上去的钉子。你站在大街上，抬头看，头顶上的灯还亮着，可心里头认定全是灰。你低头看，脚下踩的还是烂泥，可心里头认定全是火。
那时的世界，就是这风，就是这堆灰，就是这风中飘摇的尘土。你不知道哪位会来救你，也不知道风啥时候会停。你只能等，只能熬，只能在那阴风里活下来。 我也曾回味过那种感觉，那就是啥叫“活着”。活着不是要站在阳光下，而是能在阴风里站着，能在乱石堆里站着，能在被风吹得翅膀发抖的时候，还能挺着脖子活下来。
那时候的我，就是那个挺着脖子活下来的人。 那风停了，我也该该歇歇了。但这顿阴风，那味儿，那场面，那味道，那场面，那味道，那场面，那场面，在那风里一直回荡，一直回荡，一直回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