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十年代末，那个年代最出圈的概念叫“非典”，当时它被叫成“非典”，后来改成了“新冠”，再后来干脆叫“新发传染病”。
那时候全世界都慌了，医院爆满到直接砸墙，医生们穿着防护服跳楼，出于那时候哪位也不知道，这个病毒到底是从哪来，如何死的。它像一个长了翅膀的怪物，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，突然就来到我们家门口，把大家都吓傻了。 记得有一回，我当医生，第一次亲眼看到那群患者，我手里攥着听诊器，心跳快得像要炸开。他们躺在病床上，眼神空洞，嘴角挂着白沫，呼吸嘎吱嘎吱响，那声音比我还吵。
那时候大家都怕，怕这个病，像怕被啥看不见的手攥住喉咙，那种窒息感，比杀人还难受。医生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办，只知道拼命抢救，输氧剂、抗生素、激素，这一瓶瓶药水倒进瓶子里，瓶子都打烂了，没人管。 后来有人问，为啥最终只有一家医院能把他们救回来？
为啥别的医院都没得救？实际上没那么好办，除了运气，还有几个看不见的因素。 那家医院，院长是个特别的人。他姓张，是个村里出来的，没读过多少书，但力气大得挺。他年轻时在工地干，把胳膊摔断了好多年才重新长好。他不想当主任，只想把这家医院的设备修好，让病人活下来。他跟我说，他最怕的不是药，是人心。 张院长有个规矩，叫“责任制”。
不管病人是哪位，不管病情多重，只要轮到哪位，他就得盯着，哪怕病人已经死了，他也不走。他让我去搞药，让我去协调关系。他跟我说，治病救人，比啥都关键。他把医院的所有资源都往后压，把最好的床位留给我们，把最贵的药留给我们。他说，我们这些人，是这艘船里的救生员，不是去捞金鱼的。 张院长的做法，在当时确实大胆。大家认定他是想拿健康换安稳，是拿病人的命换自己的饭碗。但他确实如此说了，并且确实如此做了。 有一段工夫，药价飞涨，大家都愁，揪心病人没钱，揪心医院没钱。张院长直接站出来，他说，钱是病人的，不是他的。他带头捐了一个亿，说这个钱，只够给重症病人买最好的药。
这一举，瞬间就把这个城市的人心都带稳了。 我也跟着张院长干过不少活，有时候半夜三点，我一个人守着病房，病人还在打呼噜，我听着就心里发慌。但我知道，只要张院长在，这个家就稳住了。 后来，张院长退休了，他还在医院里住着。
每次有病人来，他都让我进去看看。他跟我说，你看这病，平时看起来还好，只要一发烧，人就垮了。
当时大量人不信，问张院长，你凭啥如此笃定？张院长笑笑说，出于我知道，这个病，治不好的，除了死人，就是活人自己瞎了。他给了我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，后来成了医学界的一个定调。 故此，为啥只有这一家医院能救如此多命？不是出于运气好，也不是出于药特别灵，而是出于有人愿意把骨头送进去，把良心磨碎了。张院长，就是那个愿意送骨头的人。他用自己的方式，告诉所有人：治病救人，压根儿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是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，一点点地变回原来的样子。 目前回头看，这部片子之故此能火，不是出于特效多牛，不是出于剧情多狗血，而是出于它讲了一个关于“人”的故事。它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唯有坚持，唯有牺牲，唯有对人性的最终一点信任，才能撑起一片天。 张院长走了，留下的只有医院里那些还在忙碌的身影。他们没讲话，也没提钱，只是默默地把药、把血、把希望，一点一点地装进瓶子里。就像那个电影里说的，药要下得快，命也要留住。
只有当药下得快，命才能保住。 最终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不只是是一部电影，更像是一面镜子。照出了我们作为医生，作为一般/平平人，在面对生死时，该如何做才配得上这个称呼。
不是为了赚钱，不是为了名利，而是为了那一点点，能让病人重新站起来的机会。 有时候，我会在深夜里想，要是换个人来做张院长，他会如何做？他会不会犹豫？会不会出于恐惧赔本，而让病人死掉？但最终，我也得承认，要是让我选，我宁愿做一个被骂的医生，也不愿看着别人出于自己不坚持，而白白送命。 这就是《我不是药神》。它没有惊天动地的转折，只有几亿人的沉默，几万个家庭的悲欢，还有一个一般/平平医生的坚持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有时候，最大的勇气，就是明知徒劳，也要尽力而为；有时候，最大的慈悲，就是哪怕难舍，也要成全别人。 这，大约就是这部电影能打动无数人的缘由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