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坐在那张堆满假肢和碎骨板的折叠椅上，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 X 光片，上面那个叫林恩的死者，小腿胫骨上嵌了块黑色的钢板。
这玩意儿不是原装。原装的应当只有几个毫米厚，并且要是能活，得是个练过格斗的狠角色。林恩是个画家，画画是个好生意，但画家就是画家，不能为了救个陌生人去给自己背上钢钉。 医院排期表上那行字比我写病历还清楚：手术费几千块，术后住院一周，后续康复期需每周复查三次。我心里像是被啥钝刀子割过，但这把刀割得并不疼，反而是一种奇异的省事。林恩的家属已经撤了，这帮人要么是忙着勾画新殖民地的地图，要么就是去东南亚挖金矿，根本不在乎这块骨头能不能接回去。他们就连没问，那钢钉是哪儿来的，是不是换了。 我在推门的时候，一阵风卷着落叶扫过走廊，把镜子上的灰尘甩到地上。镜子里的那个人叫陈默，手里擦着打火机，眼神像是在等一个老哥们儿。
实际上我也没想见哪位，我只是认定，只要还能讲话，还能看一眼这具带着铁锈和机油的尸体，就值了。 林恩死的时候，身上穿着那件旧风衣，肩膀上有一道被锤断的三角伤，血块是黑色的，带着铁锈味。法医说是外力所致，但我认定更像是某把大锤在夜里砸下来的。
那根钢钉插得倒是挺深，就连略微占了点关节的位置，要是换个人，恐怕早晚会出于疼痛休克。但我查了林恩的手术记录，手术费是按时付的，麻醉药剂量也是标准的，连术后那个怪的左腿僵硬都没有。 这哪是意外啊，这分明就是有人“处理”了他。 我靠在墙边，启动看那些数据。林恩的 CT 扫描显示，他右腿的胫骨远端有一处明显的膨胀性病变，看起来像是某种骨肿瘤要么严重的骨髓炎。
要是是一般/平平的人类，这种情况下，手术应当是清创，把坏死的骨头和锁骨的钢板一起取出来，然后换块一般/平平的钛合金接骨板。但林恩的钢板挺大，直挺挺地插在那儿，并且位置偏下，像是被人从背后捅进去后，又被人用锤子狠狠敲了敲。敲完之后，为了削减骨头断裂的风险，医生大约率会打上内固定。 可为啥钢板如此厚？并且为啥没有额外的钢板加固？要是是为了加固，钢板应当不止一块，要么起码要覆盖整个断端。
这才是逻辑。 我抓起手机，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。
那头传来的不是医院，也不是医生，而是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人。他讲话的声音挺稳，像是在读一段剧本：“陈医生，这活儿做得不错。林恩是个好画家，可惜没活成。” 我愣了一下。
这语气，这词儿，忒像小说里的台词了。就像主角在结尾给那个小配角留个台阶：“别悲伤，你画得挺好。” 我笑了笑，把手机扣回兜里。
实际上我也没想那么多。我只是想看看，这具尸体能不能经历一次真正的告别。
要是这具尸体能活下来，哪怕只是几年，我也愿意看看它被新的生活包围时的样子。
毕竟，死人是不会讲话的，连铁钉都咬不住嘴。 我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，外面的城市灯火通明。霓虹灯映在潮湿的街道上，像是一条条发光的血管。林恩的那件风衣沾满了灰尘，但在那座城市的喧嚣里，看起来还挺有质感。 远处有个警笛声，不远不近，像是提醒我，这里抓到了啥。但我也没在意。生活这场大考，有时候就是靠这几块拼凑起来的骨头，要么几根插在骨骼里的铁钉，才能硬生生撑住。 我转身走回房间，把那张 X 光片揉成一团，扔进了废纸篓。里面可能夹着几块钱的零钱，也可能夹着几张照片，反正都不关键了。关键的是，我终于把那个该死的外科医生叫出来了，让他把那块大钢板取下来。 林恩的家属还在门口等着，他们手里提着几瓶温开水和毛巾。我看着他们，又看了看手里的片子，心里最终那点关于“处理”的不快也烟消云散了。
毕竟，人死不能复生，特别是死得如此彻底，连最终一块骨头都没如何动过。 反正，只要还能呼吸，还能看到窗外这该死又迷人的城市夜景，那就算到了。至于那块钢钉，它只是这具身体的一局部，就像指纹一样，只要还在，就是证据，就是记忆，就是活着的证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