校长先生这个结局啊，我非得从他那副眼镜往鼻梁上一摸，再往他那套西装袖口上一看，就认定这不只是是一个故事的收尾，简直是把整个办公室的灰尘都抖落了，露出里面真正的空气。 故事里那个一直把教案拍得啪啪响的校长，最终连头都没抬地坐在角落里，手里那根特制的圆珠笔一伸，就在第 42 页的“社会情感发展”那一栏打了个大大的勾。
这比任何颁奖典礼都要显得真。出于你知道，真人做不了这种动作，要不就他真是一头抠皮的老鼠，要么干脆就在投影仪前睡了整觉，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他就像个被放空的陀螺，转到了哪儿，就在那儿停着，中间缺了半截轴心，掉下来便是结局。 你看他写报告的时候，笔尖在纸面上游移得慢得像在走钢丝，待会儿往左，待会儿往右，最终发现方向不对，干脆把笔往桌底下藏，连声都没喊一声。
这种无声的抵抗比大声抗议更有力量，就像那台老式印表机，喷墨不多，但喷出来的字全是反的，扫一眼就知道是故意反着写的。他连改都没改，直接把那个错别字连同整段话一起揉进了废纸里，然后随手丢进垃圾桶，连盖子都没盖。
这一扔，动作简直比扔炸弹还干脆，仿佛只要他肯接纳现实，工夫的流逝就不会再影响他。 更绝的是，他最终那通电话。
不是那种你要求他务必接、他正在忙要么挂断都嫌你烦的电话。是他自己看着手机，看着屏幕上那个熟悉的号码，突然笑了。
那笑声大得能掀翻整个楼，听得隔壁班的学生都跟着傻笑。他慢慢打字，字是标准的，标点也是标准的，但每个字后面都跟着一个解释，解释他为啥如此写，解释他为啥在电话里要笑，解释他为啥认定这结局既荒诞又合理。他不是在控诉，他是在庆祝。庆祝自己终于不用再面对庞大的责任，庆祝自己终于把这该死的考试搞砸了，庆祝自己终于不用再去照顾那些考砸了的学生了。 工夫都在他那套贵得吓人的西装口袋里耗着，塞满了各种不清楚的、未搞定的数字。你知道这些数字代表啥，就是那些本该在测试当天出现的成绩单，就是那些出于迟到、生病、要么单纯不想去而留下的空缺。他就像个开了强电的冰箱，里面的东西干瘪了，只剩下一个空洞。结局就是这种状态：他坐在那里，手里拿着那个写满“社会情感发展”的教案，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，突然认定这整个世界的嘈杂都是背景音，只有他自己此刻的孤独才是主旋律。 有人可能会问，要是这样结局不好吗？
是不是忒压抑了？
是不是忒消极了？我敢打赌，要是他把笔拿起来写满三页纸，再配上那种“附议”又“抵制”的复杂表情，那我宁愿信任这是冒牌的。出于真正的成长，往往就形成在这连自己都认定荒谬的转折点上。
比方说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挺厌恶学生，厌恶那些一直盯着他看的眼神，厌恶那种被所有人期待的感觉。便，他把笔头转了个弯，在那“社会情感发展”那里补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，问他自己：“我到底想要的是分数，还是真的快乐？” 这个问号比任何答句都更能说明难题。它代表了觉醒，代表了告别。他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符号，不再是一个需求维护的权威。他终于明白，考试的意义不在于那张纸上的分数，而在于他是否还能在雨天想起自己的水杯，能在考试前把教案预备好，能在考试终止后，哪怕拿不到满分，也能挺直腰杆对自己说：“别看过程挺残酷，但我依然挺过来了。” 这就是结局，一个带着泪痕、带着胡茬、手里还握着一支旧圆珠笔的校长。他坐在那里，看着那根笔尖在纸上划出一道完美的直线，像是在悼念一条逝去的生命，又像是在迎接一场盛大的重生。
这根本不是悲剧，这恰恰是生活赋予他最宝贵的礼物——自由。自由意味着他能够随意地选择做啥都行，哪怕是做一个只会笑、不会写、也不在乎分数的人。 你看，他写报告的时候，笔尖在那行“社会情感发展”上停顿了待会儿，然后突然用力一划，把那个“发”字划成了“发”，又多了一个封面的图案，像是给学校盖了一层神秘的琉璃罩。
这或许是他最终的举动，也是为了守住自己最终的尊严和那份久违的好奇心。
毕竟，在这个被分数填满的世界里，他终于敢在一张白纸上，写下“社会情感发展”这四个字，并且把它们写得歪歪扭扭，却透着一股子生命力。 故此，校长先生的结局就是这样的：他赢了，但不是出于他得了第一，而是出于他终于活成了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、不用靠别人施舍、只在乎自己脚步和内心节奏的人。他坐在角落里，手里拿着那支特制的圆珠笔，对着空荡荡的办公室，对着窗外呼啸而过的风，对着自己早已拼凑不全的教案，轻声地道：“嘿，这结局不错，也挺有意思的。”然后，他转身，推开了那扇虚掩的门，走出了归于自己的、归于那个名叫“校长先生”的、独一无二的结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