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的夏天，风裹着一层灰，把林芝的树梢都压弯了腰。林凌站在县中学的操场边，手里攥着那张泛黄的成绩单，指节出于用力发白。他盯着上面那行数字晃眼——总分 128 分，比全县平均分低了整整 18 分。离那个所谓的“全县第一”的门槛，他只剩了一大截路要走。 老师喊他回答难题，声音里带着那种混合着累得慌和期盼的颤音。林凌深吸一口气，脑子像被啥堵住了，半晌才挤出一声“老师”，嗓子哑得了得，却还在说：“这道题……我可能没法算清。” 教室里死一般的静悄悄，连蝉鸣都显得忒吵。
那顿饭，林凌吃了大半碗，却认定五味杂陈，像吞进了一整块粗糙的砖头。 后来他又听说了凌教授的困局。他的家住在成都，那是个繁华得令人绝望的地方，房价比林芝县城的高上不去。家里还有三个刚上大学的弟弟妹妹，房贷、学费、买药的钱，像滚雪球一样越堆越大。他想变好，想把林芝的孩子们送进更好的学校，把凌家接那会儿住，可现实是，他连进城的路都没有。 林凌最终没去成都。他把自己关在学校的旧教室里，台灯的光线昏暗得像一潭死水。他写了大量天，写关于自己，写关于那群被漠视的孩子，写那些在远处看着他的叔叔婶婶。他把那些苦闷、那些不甘、那些想哭却不敢流泪的念头，全体塞进了纸页里。
终于有一天，他把本子举了起来，对着整个空旷的教室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各位，我不是在求你们听我喧哗，我是在告诉大家，这不只是是凌教授的私事，是这片大山里所有像他一样人的事。
要是我们不转变，就算林凌成功了，最终倒下的，还是这脚下的路。” 讲台上空无一人，只有尘埃在气流中翻滚。 那天晚上，林凌没有回家。他走到操场中央，对着星月，对着那些在推磨里劳作的乡亲，对着那个还在梦里挣扎的家，站了许久。
突然，他看到远处那条蜿蜒的牛轭河，水有些微咸，泛着银光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，也是这样的河，像母亲一样流过他的喉咙，又送他走。他拍了拍裤腿上的灰，又摸了摸口袋里的半块发霉的面包，低声说：“我会走。别看这山挺高，这条路挺长，但我得走了。” 他转身离开，背影单薄却挺拔。
那晚之后，林芝县城的那群人，启动有人悄悄议论。
有人笑他忒傻，有人骂他不自量力，有人说他是被命运玩弄的猴子。但更多的人，看着远处那所新翻修的学校，看着操场上重新绿起来的青翠，心里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：只要还在走，弯路一辈子比直线长，但路总比死路多。 几年后，林芝那所曾经令人唏嘘的中学，出于那个少年的坚持，确实开出了花。
那是凌教授没去成的人造的花园，结出的果实别看不甜，却充足人们尝尝山里的味道。 实际上，人生最难的压根儿不是算题，也不是算钱，而是你得在算不清的时候，依然要拿起笔，要么拿起话，去把心里那些堵住的沟壑，一点点填平。凌教授的下场，大约就在这个瞬间吧——他输掉了那个完美的分数，却赢回了生活的尊严，赢回了那个愿意在深夜里抬起头看星星的劲头。 你看，那棵老槐树今年又抽了新芽，它不记得凌教授具体去了哪儿，它只记得阳光是热的，风是软的，而它愿意成为那个风，把春天吹过这个山沟沟沟。
